第三章 调令
过去的一个月里，新六军几乎一刻不停地作战，军部也总在转移的路上。不过廖耀湘的指挥部总是在匆忙中显得格外整洁而有条理，正如他睡着的时候也维持着军人端正的仪态一样。
阮静秋生怕发出声响惊扰了他的睡眠，于是轻手轻脚地放下药箱，远远地到一旁坐着。在印度的时候，他的头发只在头顶留得短短一茬，以应对整年不绝的炎热。那时她也曾经注意到，他明明人在盛年，又较五军内另几位长官更年轻一些，头发却先于他们零零星星地白了许多。之后回国参与湘西会战，继而又到东北，他才开始留起鬓角，不再打理得那样频繁。现在他熟睡着，她得以大胆地直视这位老长官而不必有冒犯的顾虑，于是更清晰地看出，非但他头顶的发丝已渐花白，双鬓也早就先于年纪而染透风霜。虽然这也可能源于家族的遗传，但她眼见着他每必躬亲、宵衣旰食，若说这和日复一日的费心劳神无关，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中医古籍中对此好像也有一些记载，但在这方面，她只和父亲、祖父学到了一点点皮毛，恐怕不足以调理好他的身体，于是暗暗想，等战事稍微平息些，或许应该请父亲或祖父这样更有经验的医生来为他诊一诊脉，好好调养一阵。
想到这里，她难免就觉得自己那封调职申请来得不合时宜了。论情谊，他们算得上是多年的故交好友，打从来到这个时代的头一天，她就欠了他一份重大的人情，此后辗转各地、奔波劳碌，他对她的关照与拔擢桩桩件件算下来，早已是她拼尽性命也还不清的分量。论道理，他是她的直属上级，又担负着新六军乃至大半个东北战场的重任，作为他的保健医生时刻关注他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野战医院的急救工作同等重要。他伤情未愈，她却要申请调职，实在也有违善始善终的原则。医生本不应当为不同人的健康附加任何额外的价值，或是把一个人和多个人的安危一并放到天平两端去称量，反而忽略了救死扶伤最基本的公平原则；可她偏是个在军队中工作的医生，健康与政治早就混杂在一起，已不能叫人心无杂念地辨说分明。她坐了会儿，拿出写好的报告，一行一行慢慢读着，只觉得脑袋里的纠结愈演愈烈。
就在这时，身边忽然传来“啪”的一声。这声音在安静的作战室里实在太过清脆，她吓了一跳，连忙向廖耀湘看过去，他也因这声响而惊醒过来，原来是他睡得沉了以后脑袋歪斜，使得鼻梁上的眼镜掉在了桌上。他是高度近视，离了眼镜眼前就云遮雾罩一片，她看他俯身要去桌下摸索眼镜，于是也凑过去，先一步找到了眼镜塞进他手里。
他直起身，重新戴上眼镜，镜片背后的眼睛半睡半醒地眨了眨，应该是终于看清了她，于是很和蔼地笑了。
“静秋来啦。是不是等了好久？”不等她回答，又看一看表，向门外探进头来的副官招手道，“到饭点了，把饭菜拿过来吧。”
阮静秋说：“我汇报完工作就告退了，不打扰长官用饭。”
他叫住她：“哎，不要急着走嘛。我请你吃饭，是有事要请你帮忙。即便事情最后没有办成，这顿饭也还是要吃，就当是我的命令了。”
他是很了解她的，知道她看起来很有主张，其实骨子里根本是个因循守旧派，搬出来命令压人对她再有效不过，她只好悻悻地坐下来，看勤务兵在她面前也摆上一副碗筷。新六军的伙食一贯很好，在兄弟部队一天只吃两餐的时候，新六军早就能一天吃上三顿饱饭了。来到东北，尽管战事频繁，物资消耗飞快，但他治下的各师军规严明，并不像别的部队那样动辄便克扣前线部队的口粮以谋私利，因此他自己的伙食便称不上多么丰盛，几乎还和从前在印度整训练兵时一样简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湖南人，习惯了每餐必有辣椒陪衬，而东北地方的菜肴口味偏甜，也很得他的欢心，于是近来伙房做的菜无不是又甜又辣。今天，也许是为了照顾她这位浙江人的口味，桌上几乎没有鲜红辛辣的菜色，取而代之的是几样清淡的蔬菜时鲜，甚至还比平时多了一碗汤羹。她看着菜品一盘一盘端上来，只觉得越发如坐针毡，这样的规格、这样的待遇好像暗示着，他请她帮忙的这件事恐怕十分困难，绝不是寻常就能完成的。难道野战医院的情形已经艰难到这种程度了吗？还是他要派她去做更危险的工作，比如像后世某些影视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要她到哪位大员那里演一出美人计来刺探情报？
她越想越乱，哪还有什么胃口。四菜一汤已经上齐，他招呼她动筷吃饭，她的手握住筷子又放开，最终下定决心，猛地站了起来。
“军长，我已经写好了调职申请。”她把口袋里的报告书递给他，“我听说野战医院的人手紧张，前线的伤兵急需要人救护，所以预先写好了申请报告，随时准备动身。”
他有点愣怔似的，手里接过了报告看了又看，眉头接着皱起来，有点困惑地看一看报告，再看一看她。
她接着说：“我从湘潭起就跟着五军了，之后这么多年也算上过战场、冲过前线，从来就没什么可怕的。承蒙长官赏识关照让我到军部来工作，但我不敢有一日忘记自己是个医生。军长，
只要你一声令下，静秋哪里都愿意去，不需要用请客吃饭作为交换。”
他又愣了会儿，忽然笑了。“我明白了。”他向她挥挥手，“你坐、你坐。”
她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串，中间连口气都没有喘，这会儿便呼哧呼哧地喘起了粗气。他笑了一阵，把她的报告折了两折收回口袋，然后说：“这份报告，我先替你收着。今天找你过来，是有另外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没想到，他竟然不是要调她去野战医院。这回轮到她全然懵了，呆愣着问道：“另外一件事？”
他慢慢地叹了口气，说道：“我想调你到沈阳的保安司令部去。”他在这里略微停顿了一下，继而补充，“去杜先生身边。”
她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忽然间什么都听不清了。
他看样子早就预料到她的反应，又叹气，边往她碗里添菜边说：“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会这样，所以才叫你先吃饭。”
她小声道了句谢，抱着碗食不知味地往嘴里扒了两口饭，又把碗筷放下来。去——她是当然不想去的，但自己刚才已经说了“哪里都愿意去”的豪言壮语，要是转瞬就打自己的耳光，那岂非太言而无信了。她咕哝道：“是命令的话，我照办就是。”
廖耀湘用复杂的目光凝视着她，她不敢迎上他的目光，只能闷头扒饭。过了会儿，她听见他说：“已经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我和你说过，你那时到新三十八师去，是走了正常的借调手续，不算临阵脱逃，他无论怎样也不会埋怨你。”
可她却不能不为此而埋怨自己。她暗暗想着，没敢把这话说出口，于是廖耀湘又自顾自地接着说道：“司令部刚从锦州迁到沈阳，有许多人事工作正要安排。其他的事务都好说，唯独杜先生的保健工作最是重要，非得是我们都信得过的人才行。”
东北现在有苏联人、日本人、国军和共产党至少四股势力，还有美国人在天上盘旋着的眼睛，杜长官作为东北的保安司令，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以她的经验与能力，无论怎样也没有自信能做这位最高长官的保健医生，且沈阳城那么大，从当地名医中找一个可靠的人应该也不是难事。她看廖耀湘说这话时的表情是很认真的，犹豫了一下问道：“沈阳的情况这样复杂么？”
廖耀湘想了想回答：“倒不至于太过复杂。”他说到此处，谨慎地压低了声音：“只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较特殊，这也是我悄悄叫你来，又把他们都遣出去的缘故。他上月刚在北平动了大手术，由于结核病摘去了一侧肾脏，还没修养满一月，又为指挥战事赶回东北来了。这事之前是严格保密的，沈阳司令部里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晓。所以，我和郑长官专程商量，要指定一个可靠的人照顾他的身体健康，并且一定要能够保守秘密。”
阮静秋被他这一番话里巨大的信息量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廖耀湘最后说：“我们拟定好人选后，是给杜先生过目了的，他没有否决。”
她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廖耀湘看她不说话，也不再说下去，只是又往她碗里夹菜。但饭菜总有吃完的时候，她在这期间默默地想了许久，吃也吃得食不知味，直到勤务兵们已把碗筷都收走了，她还是没拿定主意。与往日果断的做事风格相比，今天这样实在太不像她，更何况吃人家的嘴短，她再说话时，难免就有些心虚，瓮声瓮气地道：“军长，我还没想好。”
他说：“没关系。原本今天也就是要先和你谈一谈，听听你的意见。”
阮静秋补充道：“这件事是军长和郑长官的命令，又事关杜长官的身体健康，我无论如何不应当推辞。而且，我刚刚就说了，只要是长官的命令，我一定严格照办。可是，我在军长面前，一贯也是不说谎的，如果我现在对军长说，我非常乐意、毫不犹豫地就愿意到沈阳去，那肯定是一句假话。”
他点头：“我理解。”说着忽而又笑起来，“一转眼，从在巴黎见你到现在，差不多都过去十年了。那时候瘦瘦小小的丫头，现在已经长成了大姑娘，模样看着成熟了许多，但脾气一点也没有变。”
阮静秋答道：“变不见得一定好，不变也不一定坏。要是我变成了一个满嘴甜言蜜语、惯会哄人开心却没有几句实话的人，军长也不会留我在新六军了。”
他笑了笑，又感叹道：“当年装甲兵团在湘潭改编成二百师，之后驻防全州、桂南会战、入缅远征到现在，许多人来了又走，连衍功也留在了异国他乡。曾经熟悉的人，除了我们这些做长官的，现在也没剩下几个了。我之所以想派你去，也是因为你是湘潭就跟着他一路走过来的老人，也许看见你，他心里能感到有点安慰。”
阮静秋唯有苦笑道：“我实在不敢想自己能让杜先生有什么安慰，只求不要给他添堵就好。”
廖耀湘摇头：“他不是那样的。就当是我为自己的老长官说句话吧，他固然位高权重，但从未以权压人，更不会挟机报复。假如你愿意去他身边，还请你不要怕他。”
事情还没有商
定，副官已在外面敲门，是来送饭后的茶水。阮静秋正好也想借机问一问廖耀湘的伤势，于是拿起了一旁的药箱，说道：“我算着日子，差不多已经到了拆线的时间，就拿了药箱过来。”
他“噢”一声，立刻说：“你不提醒，我都快忘了。伤口长得好，你缝的针脚也巧，这几天，我一点儿也没想起这里还有一道伤。”
她无奈地：“军长还是别夸赞我了。若非你恰巧经过，我已在河沟里冻成了一个冰雕；可你要是没恰巧经过，胳膊上就不会落下这么长的一道伤口。”
他则笑说：“你是医生，一道伤口和一条人命哪个重要，你比我更清楚。在我看来，我不光庆幸自己恰巧经过，更庆幸只受一点皮肉之苦就能换回一个好医生，否则我现在只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啦。”说着这些话，他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关节，又偏头凑近她瞧了瞧：“难怪邱军长说你是个心思重的，这事有什么好惦记的必要？我救人又不是为了索取报答，你不要觉得因为这事就有了负担，就非要答应去沈阳不可，我另选他人就是了。”
她知道这话并不是为了说服她去沈阳而有意编织的，因为他这个人一贯直来直往，从不会刻意使用什么动听的字眼哄骗别人，而他所受的新式教育，也让他把身边每一位军官和士兵都看得非常重要，因此即便当时被压在车底下的人不是她，他也一定会同样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
她真诚地说了声“谢谢长官”，接着帮忙卷起他的衣袖，取出工具来拆除伤口上的缝线。拆线时牵扯皮肉，难免会有些疼痛，但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只安静地坐着，乖乖将手臂伸长摊在桌面上。待到缝线全都清理完毕，他才终于“嘶”了一声，叹息着说：“可算熬出头啦。”
她故意板着脸道：“不过，即便军长救了我的性命，假如杜先生问起的话，我也还是要照实说的。”
他愣了愣，旋即笑了：“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丫头！”
工作交接又花去了近两天工夫，前往沈阳的军列将于转天清早出发，廖耀湘那时不在军部，她接了调令文件，也不知道该跟谁道别才好。某一个瞬间，她甚至生出些违令抗命的念头，但转念一想，为着不去见一个人，而让自己实打实地背上逃兵的罪名，实在是一桩很不划算的买卖。
她感觉自己这样畏缩的缘由，主要是与愧疚有关——远征军撤退时，依部队建制她原属新二十二师军医处，本该和师长廖耀湘一样奉军长杜聿明的命令撤进野人山。但中学历史课本上所记述的只言片语告诉她，即将到来的雨季将使半数士兵平白葬身在不见天日的热带丛林当中，且在这茫茫数万人里，最终只有一位女性活着走出了野人山。彼时她已在民国这方大染缸里沉浮了数年之久，对国府官员及军队的种种弊病看得分明，深知拿这事去向长官们进言可谓是半点用处也没有。法币近来都已投入使用，市场上的货币乱象已好多了。”
阮静秋不知道货币乱象究竟有没有像他说的这样好转，但他说的东北流通券和盖章法币，她还未曾用过。之前倒是有一些耳闻，说是军需处已经为这种盖章法币忙了好大一阵子，因为所谓盖章法币者，即是要用杜聿明的私章在法币上盖印，以此作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凭证，投入使用后，与满洲币按一比十兑换。部队不断地进入东北以后，对这类货币的需求与日俱增，可见他的私章之忙碌，或许比他本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着，他们又就此讨论了一些细节，大概是这事并不算多机密的缘故，期间她站在一旁听着，并没被他们请出办公室外。杜聿明是其中最少说话的那个，他大多时候认真聆听着其他人发言，偶尔蹙眉沉思，或者用他手里那支派克金笔在纸上书写几句。待到屋内其他人都发过了言，他忽然转向她，说道：“我派给你一件额外的任务。你工作之余，尽可多去市场看一看，把关于医疗备品的价格波动及货币流动的情况记录下来。除沈阳和锦州之外，抚顺、营口、鞍山、本溪等地，你也可以去。”
语罢，把他方才写了不少东西的那张纸递给她。她之前还以为他听其他人发言听得不光认真，还做了笔记记录，接过一瞧，才看见上头写的是她这件任务的一些要点，连同之后整理撰写汇报材料的方式方法、格式行文也一并列清楚了。她看得暗暗咋舌，原来他早在她回完话之后，就已经想到要给她派这项工作，且还能够一心二用，一边听着其他人说话，一边又写了这一整页跟那些发言没什么关系的东西。这类工作和她的本职一点关联也没有，她实在不明白司令部的参谋那么多，杜聿明为何非要把这件事派给她做。她并不是不想当面问个清楚，但此时还有诸多东北行辕的官员在场，再傻也知道她绝不能也不该在这里驳了自家长官的颜面。她无可奈何却又无法推脱，只好暂且应承下来。
会后，杜聿明又派来一个参谋和一个特务营的军官，叫这两人往后协助她办好这件差事。这位参谋也是留洋归来，且在外国学习的就是经济，把这些价格、市场、货币等概念及关联向她简要地一讲，她就明白了许多。来自特务营的这位军官，则是沈阳本
地人，对当地及周边情况了解得十分详尽，也知道查明一些情况所必须的去处。他们两人虽然名义上是协助，但其实远比她懂得多，她只对医疗备品有一些概念，加之看过一些记录，能够基本根据一场战役所投入的部队规模推算出一定周期内对医疗备品的需求。可想而知，单是准备写材料所要做的工作就已经让她十分煎熬，且本职工作她也不好耽误，常常是一天里有半天去了外地寻访，后半天回到司令部工作，夜里加班加点把寻访的见闻编成文稿，这样算下来每天能睡上三四个钟头已经是极限，更无暇再去面见杜聿明追问她那一肚子的疑问了。
人的睡眠一旦不足，面上的精气神就会立即受到影响。没过几天，当她再去给杜聿明量血压的时候，陈副官就很敏锐地注意到了她的异常，好意地说：“你要是困得这样厉害，就先回去睡上一会儿。长官正忙着，你晚几个钟头来，也不要紧的。”
阮静秋连睁开两眼都觉得费劲，哈欠像葡萄一样成串地正往外冒。她原本一点也不算是多话的人，这天实在困得狠了，才一时失去警醒，多问了几句平时绝不会说的话：“我只熬了这几天，就两眼昏花、神志不清，可每天这个时间，杜长官都已经早早地起来工作了，他是不是一位根本不需要睡觉的神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模样一定十分悲惨苦涩，陈副官忍不住笑了起来，解释道：“长官一天向来只睡三四个钟头，我来得迟，听说是从抗战起就有的习惯。”
她腹诽，即便寻常人这样几年也会被累垮，难怪他的结核病一直未愈，拖到如今。她问：“是不是也有他睡不大好的缘故？”
问到了他家长官的生活起居，陈副官就显得很谨慎了，只笑一笑，没有直接回答。接着，他又转而劝解道：“你尽可再去睡上片刻，假如长官问起，我再差人去叫你。”
阮静秋和他说了几句话，脑子逐渐清醒了一些，也意识到自己方才问得不合时宜，但并不打算再去睡回笼觉了。她向他拍一拍医药箱，说道：“张主任昨晚叮嘱过，杜长官出院已满两个月了，除了日常的血压及体温以外，今天还需要抽点血做个复诊，非得是早上才行。”
他只好应道：“好吧，那我替你去通报一声。”
阮静秋获准进屋时，杜聿明正忙着写东西。只见他右手握笔，流畅地书写着，听到屋门响动快速地抬了抬眼睛，然后放下笔，开始解左袖的纽扣。而她并不希望健康检查成为他工作的负担，继而造成他心理的抵触情绪，于是快步走上前，替他卷起了袖口，同时说：“我来就好，不耽误长官工作。”
他侧过头，看了她一眼，又拿起笔继续书写。她给他量完了血压，把药箱小心放在地下，略微俯下去一些，研究接下来该扎他胳膊上哪条血管。此前，虽然这类护士职责内的工作她也做过了很多，但这回遇上他，她总还是有把握一些的好，要是针扎进去，却没扎对地方，在那里前前后后找血管再找上半天，那恐怕就不仅要丢大人，而要脱掉这身白大褂与军装彻底走人了。
办公室里的光线并不足够明亮，他专注地忙于书写，她更不好出言打扰，偏偏俯着身又看不太清，就只得半跪下来，离他的手臂更近一点。这样近了以后，她先看到的却不是皮肤下的血管，而是他手臂侧面小小的，圆圆的两记疤痕，是被缅甸的毒蛇咬过之后留下的痕迹。这道疤痕一下就把她的记忆牵回远征时的情景，她想，自己那时终归还是年轻莽撞的，换作现在，她恐怕无论如何也不敢再那样胆大到用嘴去吮吸毒血。当时没有中毒身亡实在是万幸，假如赶上嘴里有什么伤口或黏膜破损的话，日后五军的这段历史里就要记下一句：某位随军医生错误地用嘴为长官吸血，因此被一条毒蛇夺去了性命。
正想得出神，一旁的杜聿明忽然轻轻咳嗽了声，使她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还有正经事要办。她一边找着血管，一边又偷瞄他的脸色，见他仍然专注地看着桌面，并没注意到她走神，方才的咳嗽声也不是有意提醒，才稍微松了口气。只是弯着腰找血管十分费劲，她原本都打算直接屈膝跪地了，一只手却忽然伸过来搀住她，只见他又放下了纸笔，边搀着她的手臂，边向她示意道：“坐着，椅子上又没有钉子。”
她向他讪笑，乖乖地在他近旁坐下。扎针时，他和廖耀湘一样很有坚毅的军人作风，完全不露出皱眉吃痛的表情，而是问：“耀湘好吗？”
阮静秋当然不会傻到据实以告，那时只不过是和廖耀湘斗嘴玩笑而已。她答道：“好，廖军长一直很挂念您。这趟来沈阳，他还托我问候您呢。他说，等前方战局稳定，就第一时间回沈阳来探望。”
他微微笑道：“那就好。”又说道，“你回来有一个月了，我忙于工作，还没有顾上问你的生活情况。”
阮静秋说：“一切都好，谢谢长官关心。上次布置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一些，等到材料初稿写好，再拿来给长官过目。”
他“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一管血很快抽完，她快速地回想自己方才的答话，应当没有什么逾越冒犯之处，也没有其他不妥当的地方。
但她这口气一松，脑袋里不知道哪根筋又分了神，起身时脚下一绊，差点儿仰面摔了下去。
杜聿明看似在专注工作，这时却很快地抬手拉住了她。她自己也吓了一大跳，但好在针管仍牢牢地拿在手里。随即她又注意到，他这么一搀扶她，手臂上压着的棉球就掉了下来，血立时又从针眼里直往外冒了。她“哎呀”地叫了一声，赶忙又夹出一只新的棉球，使劲地摁在他臂弯处，结果两人之间，就变成了一副他扶着她，她一手拿着针管，一手把棉球往他手臂上摁的混乱状况。
外头的副官应该是听到了动静，紧张地敲了敲门，唤了他家长官一声。他看看她，又看看屋门，答道：“东西掉了，不要紧。”外头的敲门声才停下来。
她的脑袋彻底停止转动，顶着满头大汗，忐忑又无措地望他。
杜聿明收回目光，又继续看着她，无奈道：“我有这么可怕吗？”
阮静秋呆了片刻，急中生智道：“对不起长官，是我分神了。好在针管没摔坏，要不然还得再抽一管。”
他也没有要责备她的意思，只是沉默着，像是叹了口气。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说错了话，不得他的允许，只敢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过了会儿，他终于抬眼看着她，轻轻说了声：“你去吧。”
时间过去很久，她已经忘记了自己那时是怎样回答的——或许根本没有回答，因为她实在已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乱作一团，只想着收拾好东西，然后就立刻逃掉了。